《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序

《自由与界限——我的精神语文》序


朱昌元


 


作为金华市高中语文教研员,很早就听过成旭梅老师的课,那时她应该出道不久,在她的家乡名校义乌中学。具体上什么篇目有些淡忘了,依稀记得文本解读角度有些别致,教学语言清新、爽利,再加上气质不俗,神情飘逸,当时我就想,这应该是个语文教学的好苗子。


用句不恰当的比喻,那时对成旭梅的课,只是“惊鸿一瞥”。尘事繁杂,世路匆匆,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有她的音讯,脑子里似也不再有她的影像。


再次映入眼帘的,不是她实实在在的人,而是语文教学核心期刊封面的靓丽形象以及“成旭梅”三个字。于姓名或前或后,往往标着“温州中学”四个字,原来她“移师”到温州中学去了,心里既惋惜,又为她由衷高兴。惋惜就不用说了,高兴的是温州中学是百年名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新的校园又特别大气、舒展、优美,有大片的自然水体作“涵养”。别的不说,仅从我们的本业国学或者语文教育的角度讲,晚清大儒孙诒让有创办温州府学堂也即温州中学前身之功,朱自清、夏承焘、王季思等大家巨擘在这里执过教鞭,独出心裁、气概非凡的校训“英奇匡国,作圣启蒙”就取自朱自清先生在温州中学执教期间为学校创作的校歌歌词。成旭梅在这样的名校教书,是有福的,虽然有挑战,但我想,更多的是可以得到与“挑战”同在的深厚底蕴和学养的濡染。


近年来,“成旭梅”三个字在语文教学核心期刊上并不是一闪而过,他向语文教育界同行奉献了不少文学类文本解读及教学的文章,比如《谈“情”,是一个问题——散文情意教学内容的确定路径》、《从迷狂到自赎:古代知识分子的山水情愁》、《<肖邦故园>:精神家园的艺术复活》等等,解读深入、细致,教学设计富有创意,讲究艺术,善于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用以滋养学生的心灵。从这些文章看,她有哲学包括西方解释学、文艺学等方面的修养,不仅仅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语文教师的文学感觉的细腻,解读角度的别样。果不其然,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成旭梅酷爱哲学,尤其推崇康德。她说:我以为教育之路永无成功可言。因为它以人为研究对象,以推动人的完善为旨归,而个体又是独一无二、复杂立体、充满变数的;同时,历史留给我们的永远只有既有的问题和未来的不可知,所以,对教育者来说只有探索与应对……”


为了更好地了解成旭梅的课堂教学,前几天特意打开了她的个人主页,浏览她精心设计、制作的诸多课文教学的PPT,比如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像山那样思考》、《〈论语〉选读》之《仁者爱人》、《高山仰止》……,我好像一个学生,坐在成老师的课堂上,静静地聆听她的讲课,感受到成老师的课视野广阔,开合自如,善于利用文本语言,引导学生挖掘、体验内在的精神力量,直抵灵府——作品中人物的灵府和作为“受众”的学生的“灵府”。难怪学生那么喜欢成老师的课,每年她都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学生动情地说:“遇见成老师是我最美丽的意外。”“每一个40分钟,都是一次与灵魂的深层次沟通。”“原来语文课是让我们用思想充实生活,原来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表达得如此张扬。”


这样的赞誉是发自学生内心的,有它的内在的理由。成旭梅一贯奉行这样的教育信念:教育目的的实现,爱心与良心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教师去坚守去研究去思考。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作为教师,成旭梅用心耕耘语文课堂,善于思考善于研究善于提炼,现在她把她近20年的实践和探索凝结成专著《自由与界限——文学类文本解读与教学内容的确定》,鲜明地举起了“精神语文”的旗帜。


她认为语文教学是学生的生命体验和成长过程,因而将阅读与写作作为学生实践人生的精神形式。一方面,引导学生与他人作品平等对话,以感受历史更徙中人性的诗化和鸣;另一方面,又引导学生与自我作品(写作)对话,与自己的荡漾浮沉或洗或炼于文本历史中的生命对话,在对话中掘进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获得一种依托于历史的丰厚思想的灵魂的自由和系于精神之舟的生命的尊严。


依据“精神语文”立场,成旭梅从教师主观因素、文学本体性因素和课程因素三个层面进行深度追问,试图求解文学作品教学内容确定的问题。发挥教师学养、情趣、个性的优势,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心的探讨”到语文教育的“心的探讨”,或者说充分挖掘、利用文学作品的精神力量来熏陶、丰富、提升学生的心灵世界,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心的滋育”,实现语文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精神语文”,作用在“文心”,发展在“人心”。这一提炼既有理论贡献的价值,也有实践借鉴的意义。其一,以助推精神成长作为文学类文本的课堂立场和目标,使文学类文本教学的实施面向意义世界、精神世界;其二,以促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为目标,确定文学作品教学内容的相应的可操作的途径与方法;其三,提供文学类文本教学的相关评价方案,以使教学走向规范与有效……


当然,本书的独特价值远不止这些。


在成旭梅老师这里,你可以看到人与课的合一,课与文(论著)的合一,听其课,读其文,你都会有深切的精神感发、丰富的思想启迪。


经过近二十年的历练,成旭梅已然是温州市名师、温州市教授级高级教师,设立了成旭梅名师工作室,在温州市内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2013年成旭梅被浙江省教育厅选拔为高中语文浙派名师培养对象,可谓名至实归,正得其人。我有幸忝列浙派名师教学实践导师,深感后生可畏,并为“后浪”之壮阔而欣喜不已。《礼记·学记》倡导“教学相长”,认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些警句所包含的理念很传统,也很现代,体现出宽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在青年才俊的期许和督促之下,我自不敢以“识途”自居,深知语文教学和研究之路不啻有“千里”之遥,且沿途千岩万壑,风光无限。


好了,就此打住,还是请语文界同行或非同行自己去翻开书页跋涉吧。


                           2013年教师节于婺州

乡土教育的生动课本

 


乡土教育的生动课本


朱昌元


 


一个人,有地理概念上的家乡,有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地理家乡与精神家园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往往是共生共长的,当然,随着生活脚步的迈动、见闻学识的增长,精神的家园往往会“溢出”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就像陶渊明的诗歌,对于颠踬于黄州、惠州、儋州的苏东坡,极大地充实了后半生的精神家园,苏东坡几乎对每一首陶诗都作了“和诗”。尽管如此,不管他走到哪里,精神的思缕都会牵扯着曾经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家乡,就像鲁迅之于绍兴、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音学会会长、北大教授林焘走访金华的小学,称赞金华的小学生普通话讲得好,不受方言的影响,比北方有些地区做得更好。他是真心表扬,但作为金华人,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就不用说了,忧的是地方历史人文精神的传承。不知是不是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家园。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高铁风驰电掣,飞机腾云驾雾,特别是网络无孔不入,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小寰球”,成了一个“村”,人们的生活似乎也变得高度格式化、同质化,“英雄不问出处”,不同国度、不同家乡的各式人等似乎都逐渐淡褪了乡国、乡土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陶诚华策划、王晓明撰写的长篇叙事散文《阅读金华》,就具有了独特而典范的意义,特别是对当今的莘莘学子。


《阅读金华》是一本金华地图册,它画出了浙江中部金衢盆地的形制,画出了黄土丘陵的起伏,画出了作为众水之源的大盘山的雄奇,画出了绵延上百里的北山的俊秀,画出了灵动的东阳江与武义江,在金华“接洽”后又于兰溪拐个弯,与兄弟衢江一起浩浩荡荡奔向钱塘江,奔向杭州湾,奔向大海……


《阅读金华》是一幅地方风物风情画。且不说婺剧、道情,木雕、竹编,火腿、酥饼……,单说磐安的炼火,那么神秘,那么狂热,充满了原始的躁动和遒劲;永康的庙会,既神圣,又世俗,是近乡远村趋之若鹜的盛大节日;浦江的板凳龙,蜿蜒,灵动,优美,是力与美的艺术展现……


《阅读金华》更是一份八婺历史人文精神的导览图。盆地有边沿,但不封闭,丘陵有起伏,但不隔绝,这就决定了八婺乡民的基本性格,憨直,勤奋,坚韧,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但有时又失于钻牛角尖……它没有苏州的精致、细腻、自以为是,也不及宁绍的活络、圆融、开放。陈亮的注重事功、宋濂的刻苦自励、朱大典的忠君爱国……;从文化教育层面说,丽泽书院的刻苦严谨,“不私一说,兼取众长”,婺州学派的求真务实、学以致用、注重创新……无不是我们身边已逝的历史、吾乡吾土吾民厚重的文化,是我们的先人留赠的不灭的精神火种,是我们取用不尽的至今还在汩汩流淌的精神源泉。


可以说,《阅读金华》以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语言为金华 “立传”,它是八婺山川的“山海经”,是各路志士英才的“列传”,包括“英烈传”、“儒林传”,是古今婺商、义乌货郎担、小商品海洋的“货殖列传”,是婺剧、道情、小锣书的“艺文志”……一句话,是一本生动、丰富、独特的乡土教育的教材,为了薪火传承,为了今天的跋涉和明天的美好,都值得我们披卷“阅读”。


 

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

 


        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


朱昌元


 


题目似乎有点怪,在一般人的眼里,“古松”和“诗歌”不甚相干,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其实,这是由两篇文章引发的,一篇是朱光潜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另一篇是台湾作家余光中的《诗的三种读者》。


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家,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等美学著作,翻译了《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柯《新科学》等西方经典。


《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借古松说事,深入浅出地说明实用的、科学的、审美的三种态度。木材商面对古松,看到的只是一棵可以派作实际用场的木料,心里盘算的是“生意经”,比如价值几何,适宜造房子呢还是打家具,准备怎样购买、砍伐、运输;植物学家看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琢磨着应该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并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长久;画家则什么都不管,只管审美,全身心地欣赏它苍翠的树色、盘屈的枝干以及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朱光潜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不同的人的身份、性格和情趣都会影响对古松的观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人为”的。只有审美的眼睛,才能发现美、感悟美。


无独有偶,诗人兼学者的余光中也把诗的读者分为三类:一般意义上的读者、研究诗学的专家以及诗人。


一般的读者读诗,目的只在追求“诗意”,满足美感,兴之所至,随意讽诵吟哦,只要有所感悟即可,是一种“自然”“放松”的阅读。如果是学者,诗就变成了研究的对象,读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学问、写文章,不再有纯粹的阅读乐趣。他对一首诗的“欣赏”,必须建立在“了解”之上,需要了解创作诗歌的作者和创作诗歌的背景。如果是诗人,读法又不尽相同。面对一首诗,尤其是一首好诗,往往会像一个学徒面对师傅,总想学点什么手艺,不但希求眼前可用,更想他日翻出新奇,出人一头地。学者读诗,要做学问,所以必须耐心、细心,条分缕析,遇到不喜欢的作品,也不能绕道而行,或视而不见。诗人读诗,只要拣自己喜欢的作品就行,不喜欢的完全可以不理——这一点,诗人与一般读者也不同,一般读者读了自己喜欢的诗,就达到目的了,诗人却必须更进一步,不但得到审美的愉悦,还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善加借鉴。余光中说“譬如食物,一般读者但求可口,诗人于可口之外,更须注意摄取营养”。比如苏东坡,很喜欢“前辈”大诗人陶渊明,熟读陶诗,便作了许多“和陶诗”。苏轼诗集中,和韵次韵的作品,竟占了五分之一以上,那首有名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也是为“和”自己的弟弟苏辙的作品而作,而后者的原作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强调诗人要打开眼界,多读各家作品,才能找到自己要走的大道。


“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读者赏花。学者摘花。诗人采蜜。”余光中的比喻生动、风趣,耐人寻味。


    朱光潜的“三种态度”和余光中的“三种读者”不约而同,都在强调即使面对相同的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眼光,采取不同的读法,收获各自的审美体验和人生启示。


 

做个“杂食动物”

 


做个“杂食动物”


朱昌元


 


老子和孔子有一天打架,你会帮助谁?


这是清华大学2010年自主招生暨保送生冬令营面试题目。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大致了解老子和孔子的基本思想,比如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孔子提倡经世济民……你认同哪一种学说,就不妨帮助谁。当然,我以为也不妨直斥这是个典型的伪命题,因为老子主张无欲无为,奉行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哲学,即使孔子缺乏涵养挑起事端,老子也根本不会接招,不可能闹出与孔子打架的“丑闻”。


回答这样的面试题需要相对广博的学识,而且要有自己的见地。而广博的学识,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读书,并且是广泛的持久的读书,就好像一些杂食动物,杂取种种、不拘一格使得它们胃纳强健、体格强壮。


在读书方面,我们要做一个胃纳强健、体格强壮的“杂食者”。纵观古今中外,许多有作为、有成就的大家都是这样的“杂食者”,他们兴趣广泛,博览约取,文理兼胜,集文学家、科学家等名号于一身。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既是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学家,又是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他的著作既有《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也有《物理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他的油画《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贡献颇多的科学家,他在解剖学、生物学以及军事、水利、土木、机械工程等等方面,都有丰硕的建树。


我国东汉时期的张衡也是这样的通才。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仪(也叫“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作家,创作了影响颇大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这是《四愁诗》的第一节,“硬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所思念的美人在泰山,想追随心上人啊,但泰山下的‘梁父’山十分艰险,难以逾越。侧身向东眺望,眼泪沾湿了我的衣襟。美人送给我金错刀,我拿什么来报答呢?只有琼英美玉。但是道路悠远使我徘徊不安,为什么我总是忧愁不断,内心烦乱呢?”你看这个严谨的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还有诗情荡漾、文采飞扬的一面。欣赏《四愁诗》的鲁迅,曾经用“打油”的形式作了有趣的“仿写”。


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本没有鸿沟。至于科学界和文学界、理科与文科,这些截然不同的“界”、“科”,都是人为划分的疆界。


分“界”分“科”不是不可以,但绝不能分“家”,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爱好文科的应该看看理科的东西,偏重理科的也应该涉猎文科的园地,也就是说不要只叮在一处,应该广读博览。


我们很可能成不了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和张衡,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像鲁迅所倡导的那样“随便翻翻”,杂取种种,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鲁迅说自己“随便翻翻”“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页)内容”。这一良好的习惯使得作为学者和作家的鲁迅“见多识广”。


叶永烈是当代高产作家,也是个著名的杂家,他的写作路子十分宽广,游走于众多领域,如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历史纪实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人物传记《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追寻彭加木》,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旅行写真《行走美国》《行走中国》《行走俄罗斯》《我的台湾之旅》等等。叶永烈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说什么书都喜欢翻翻。对于“闲书”,阅读的速度则飞快,“一目十行,快速扫描”。“我阅读开‘特别快车’,开着,开着,有时候来个急刹车,细看有价值的地方。待仔细看过了,再开‘特别快车’。”“开特别快车”的说法很有趣,也很形象,这一“杂取”的方式使得叶永烈“资本”雄厚,可以在多个领域“投资”,并且取得了丰硕的“回报”。


现在的读物确实很多,多到泛滥的程度。面对汹涌而至的读物,我们当然要放出眼光,加以选择,但选择不等于排斥,也不等于“提纯”,不等于单一。


不妨做个读书的“杂食动物”。


 

像武士那样把守关口

 


像武士那样把守关口


朱昌元


 


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洞山和尚是明智的,他没有一味“愚忠”,全盘照收师父的衣钵,而是开动自己的脑筋,有所继承、有所质疑、有所扬弃。


这也是我们读书应取的正确态度。


在语文学习中,小至一个字的读音、一个词的解释,大至一篇文章的立意、布局和表现手法,只要仔细推敲,都可能提出一些问题来。通过深入钻研自我求索或者向别人请教,解决这些问题,你就获得了长进。


有一次,流沙河先生陪同台湾诗人余光中参观成都武侯祠。当来到三国名将张飞塑像前时,只见解说木牌上写着:张飞字益德。两位古文修养极深厚的文人,不禁大为愕然。与余光中相比,作为蜀中老一辈文人的流沙河,愕然中更添了一分尴尬。


事后,流沙河先生愈想愈觉得蹊跷。这武侯祠乃海内外闻名的古迹,来访的中外专家学者不计其数,难道都没人发觉这个错误?武侯祠文物管理部门竟会如此粗心?是耶非耶,恐怕还要细心查证,切不可主观臆断。于是翻查《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见原文果真载着张飞字益德。陈寿的《三国志》是记载三国历史最早的史学名著,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通俗小说,两者必然有所区别。尊重历史,理当以《三国志》为准。因而武侯祠张飞塑像前木牌所书张飞的字,确应为益德而非小说《三国演义》的翼德


这是流沙河先生从“读书”到生疑,又从生疑到释疑的事例。


又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我们并不陌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对其中的“朱颜”是这样解说的:“朱颜:红颜,少女的代称,这里指南唐旧日的宫女。”粗粗一看,这个注释似乎没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以“朱颜”、“红颜”指代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子的,“红颜薄命”、“红颜祸水”、“冲冠一怒为红颜”等等就是明证。但如果细细推敲词作,具体考释“朱颜”的词义,并联系李煜的身世,不难发现这个注释是值得商榷的。


先从唐宋时期“朱颜”的词义看。李白在《蜀道难》中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这里的“朱颜”并非专指少女,不言自明。秦观在《千秋岁》中哀叹自己“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南唐的冯延巳在《鹊踏枝》也描述自己“旧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以上三个书证足可证明,至少在唐宋时期,包括南唐,“朱颜”是个“中性”词,它完全可以形容男人的容颜,可以称代男性。


再从李煜的身世来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是文学艺术的天才,却是治理军国大事的低能儿。他25岁继位,由于拒绝宋太祖赵匡胤的招降,39岁那年国亡被俘。在软禁开封期间,过的是异常屈辱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因此,正当盛年的李煜很快就憔悴了、衰老了,对此有他自己的词为证:“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沈腰”“潘鬓”是两个典故,“沈”指沈约,“潘”指潘岳,“沈腰”、“潘鬓”就是形容在短时间内身形变得消瘦、面容显得憔悴的。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虞美人》中的“朱颜”指的是李煜自己,而不是南唐的“宫女”。


美学家蒋孔阳说读古典作品是同古人交朋友,可以欣赏其美而没有吵架、闹别扭的烦恼。其实跟古人是可以吵架,闹别扭的,这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进行质疑、辩难、探讨。


不仅跟古人可以吵架,跟今人同样可以较劲。在不断的质疑问难、破疑解惑中,你的学识在增长,你的精神在成长。


有人拿读书与武士把守关隘渡口相比,是很有道理的。武士严守关口,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的;读书也应像武士把守关口那样,绝不应放过书中任何一个疑点。


我们一定要养成勤思考、爱质疑的习惯。


(原刊《语文报》)

送灶•祝福•祭祖

送灶·祝福·祭祖


朱昌元


 


鲁迅当然经过许多年节,但他并不喜欢过年的种种习俗,早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他就认为它们既“烦琐”又“古怪”,令人“觉得非常麻烦”,甚至觉得是一种“磨难”。在1934年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也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鲁迅不熟悉年节的风土人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排斥,实际上他不但不排斥,反而 “喜欢”把种种过年习俗摄入作品,用以渲染特定的社会环境氛围,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现主旨服务。


《祝福》的开头具体描写了燃放爆竹的“闪光”、“钝响”以及“幽微的火药香”,从视觉、听觉和嗅觉多方面突出了“我”回到鲁镇后对年俗的强烈感受。这是农历十二月廿三(或廿四)“送灶”的仪式。所谓“灶”,就是“灶神”,鲁迅的故乡叫“灶司菩萨”。它的特殊的使命就是神像旁边对联所写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为了使它在玉皇大帝面前不说坏话,“聪明”的人们便用对付活人的办法,让它“吃了人家的嘴短”,不说坏话。鲁迅在诗歌《庚子送灶即事》中提到的祭品是“只鸡胶牙糖”。为什么要用“胶牙糖”呢?鲁迅解释说:“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送灶日漫笔》)


“祝福”是在此后的几天即农历122529之间拣择吉日举行的。那么,鲁四老爷家是在什么时候祝福的呢?根据作品交代,“我”是在送灶日(廿三或廿四日)的夜里回到鲁镇的,第三天傍晚听说祥林嫂死了,当天晚上五更将近时候,“我”被四叔家祝福的爆竹声惊醒,可见鲁四老爷家的祝福是在廿七或廿八的五更。祝福是“鲁镇的年终大典”,因而福礼特别丰盛,“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这些福礼煮好后怎么摆呢?原来鸡鹅要跪着,肉要一大方,皮朝上,猪头的嘴要朝上。一般每盘福礼要整齐地插上六支红筷,用鸡鹅的肠牢牢地盘扎起来,因为掉下来是不吉利的。


祝福大典神圣肃穆,有诸多禁忌,如不能发出碰碗、碰桌的声音,更不能洒出酒、打破碗。遇到人死了,最好不提,万不得已,则应说“老了”、“过世了”、“归天了”。鲁四老爷对祥林嫂死得“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的厌恶,既是礼俗使然,更是冷酷、虚伪的灵魂的曝光。像祥林嫂这种孤苦无依又被认为“不干不净”的寡妇,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连死的时刻都受到禁忌,惹人烦厌,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些什么心肠的人?


《祝福》和《故乡》还分别写到冬至祭祖和正月祭祖,后者的排场当然要气派得多。像“我家那样的大宗族,每房每家负责祭祖“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祖宗画像前考究的祭器上就供满了祭品,参拜的子孙络绎不绝,直到正月十八才收场。所以,祭祖期间须雇一个“忙月”,一个“忙月”还忙不过来,只好叫闰土来看管祭器,使“我”和少年闰土得以相见相识,结下了纯洁、深厚的少年情谊。


相比之下,祥林嫂下无子孙,上无祖宗(从礼教的意义上说她已出嫁,而且嫁过两次,最后被贺老六的哥哥也即祥林扫的“大伯”赶了出来,也已不再属贺家),无灶君可送,无祖宗好祭,成了一个无所归属无所归依的人,所以时届年底,就分外地感到“寂寞”、“痛苦”,最后悲凉地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鲁迅虽然厌恶过年,但在1934年的春节“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过年》)这是鲁迅对自己反文化“围剿”胜利的欢庆,也是对迫害民主人士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和反抗!


 

不做“半票读者”

不做“半票读者”


朱昌元


 


余光中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半票读者的文学》:“我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买半票的童年。……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只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叶嘉莹,她在《说中晚唐诗》中引用了余光中的这一说法,说余光中把某些读者“叫做半票读者,就好像是去电影院看电影,12岁以下没有成年的小孩子可以打半票。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读者的欣赏能力没有长成,不成熟,是小孩,是第二流的幼稚读者,所以他们只会欣赏这样的作品”。


余光中“半票读者”的说法很有意思。“半票读者”实际上指的就是“二流读者”,是些不成熟的读者,他们阅读欣赏的往往不是一流的经典作品。


    我们的年龄虽然已迈过“买半票”的当口,但阅读书籍,增长才学,不应做“半票读者”,而要争取做“全票读者”,即读一流的作品,做一流的读者。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学生每学年要阅读两三部名著,九年间课外阅读总量不应少于400万字,而且强调要通过阅读名著来培养高尚的阅读品位和浓厚的阅读兴趣。


然而,现实的情形却令人十分“纠结”。


比如,某地初中语文考试有一道题:《红楼梦》中的林妹妹指的是谁?答案可谓五花八门,有答林忆莲的,有答林心如的,还有答林海音的……,就是很少有人答对林黛玉。


再比如,许多学生以看影视剧代替读名著,最最突出的是有个考取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压根就未曾读过吴承恩的《西游记》,而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同名电影却看了整整13遍。


如此种种,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当今青少年亲炙文学名著的越来越少。据报道,在许多书店里,《热血传奇官方攻略本》、《那小子真帅》等游戏、网络小说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在捧场。好多学生对《几米漫画》、《老夫子》等耳熟能详,而对曹雪芹、莎士比亚、海明威等却是一片空白。


这样的读者只能算“半票读者”,甚至连“半票”都算不上。


少年时代是生命中记忆最深刻、感觉最敏锐、想象空间最少障碍与成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就是要多读名著,多读一流的经典作品。


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钱理群说:“读文学作品惟一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坚持读下去,日积月累地潜移默化,你会发现,你变了,像巴金老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好’了。”


名作的真正魅力是要你去发现,通过你的感受、体验、想象而内化为你的精神。例如《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战争,传递无限智慧,以致明清以来人们把它当作《孙子兵法》的战例版”。然而,现今众多三国影视剧版本,哪一部能与原著相媲美?近年开发的所谓三国电脑游戏版,则更是有害的暴力鸦片,它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除了名称相同,还有丝毫的血缘关系吗?


文学经典不但能从精神上启迪心灵,还能从语言上滋养我们。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值得去细心地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的。


当然,即使是读名著,也不必一刀切,可以各取所需,率性而读。对于小说爱好者,可以多读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巴金、契诃夫、莫泊桑、雨果的作品……;对于戏剧爱好者,则可以多读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曹禺的《雷雨》、田汉的《丽人行》、老舍的《茶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契诃夫的《钦差大臣》……。随便选一些,读个一知半解或仅仅了皮毛也无妨,最主要的是要知道有这些名著,而且知道是先有这些名著,才有后来的影视版本。


陶行知说:人生应该读几本垫底的书。


周国平说:“一个人要读书,最好要读经典,读大师。”


多读经典,读大师,读垫底的书,你就有资格当选“全票读者”了。


(原载《语文报》)

 

“八面受敌”

“八面受敌”


朱昌元


 


古人推许说“韩潮苏海”,说的是韩愈、苏轼的文章如潮如海,气势磅礡,波澜壮阔。


这里且不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单说说“吾文如万斛泉源”的苏东坡。


苏东坡才学渊博,识见精深,是古代不可多得的通才。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一下子送给苏东坡十几顶“帽子”,比如散文作家、新派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实验者、工程师、皇帝的秘书、心肠慈悲的法官,等等。正因为学识宏富,声名卓著,所以苏东坡每到一地,不管是黄州、汝州,还是惠州、儋州,经常有人向他讨教,苏东坡也是个豪爽人,乐于与青年士子交往,传授学识,指点读书的门径。


当时有个名叫王庠的年轻人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的方法,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介绍读书经验:“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意思是每一次读书只带着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去研究,不必涉及其他问题。比如,他自己读《汉书》时列出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等若干方面,每次阅读,着重研究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精深、透彻的理解。在分项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最终达到融会贯通。这样,即使“八面受敌”也能应付裕如,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受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的是能经受得住各个方面的考问。


这就是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它不同于浮光掠影地泛览,也不同于走马观花地涉猎,而是面对某一著作的精深、宏富,能集中精力和心力,“一意孤行”,做到各个击破。


由此自然联想到了努尔哈赤的战略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四路大军围攻努尔哈赤,试图一举歼灭。从兵力上说,努尔哈赤明显处于劣势,但他实在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头脑特别清醒,始终捏紧拳头,坚持以优势兵力对付其中一路敌人,而不是兵分四路,分头迎击。连续歼灭三路大军后,明朝第四路大军不战而退,努尔哈赤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奠定满清三百年的宏伟基业。


这种军事策略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实在高明得很。


前人说“读书破万卷”,今人说“攻书莫畏难”,这“破”字“攻”字用得实在传神,读书确实如破敌、如攻城。“八面受敌法”倡导的,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立定脚跟,凝聚心力,“我只一路去”。大家都知道,单一的、平面的思维是不能适应对事物愈来愈深入的认识要求的。这正如平面几何,它对于研究平面几何图形的性质尚是有效的,但一进入多维空间、弯曲表面或球面体时,它就无能为力了。从思维的角度说,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就是一种“立体思维”,采取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手段对认识对象进行思索、考察,力图真实地反映这个事物的整体及其与周围事物的联系。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富创造性、最有成效的思维方式。


书是记录人们对对历史、对社会、对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我们读书就应该讲求“立体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把书读熟读深读透,以至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真正取得读书的效益。


比如阅读《西游记》,第一次可以围绕唐僧专心取经这个主题通读,第二次可以围绕孙悟空斩除妖魔这个主题通读,第三次可以围绕猪八戒三心二意这个主题通读……。这样,从每一个主题去读的时候,就等于在读一本新书。通过这种方法,一部《西游记》可以变成两本、三本甚至十多本,所以说分主题阅读可以真正将书读懂、读透。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 赞许有加,并加以运用。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同志也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汗青,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日我们研究中国社会, 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毛泽东不但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个杰出的学问家,他把苏东坡的读书方法灵活“迁移”到中国社会这本“无字书”当中,真正把书读“活”了。

“求疵”又何妨

 


 


“求疵”又何妨


朱昌元


 


“吹毛求疵”,如果剔去这个成语中通常所含有的“故意找茬”“过分吹求”的意思,注入与人为善、不断创新的新义,那么我们不妨理直气壮地说:“吹毛求疵”又何妨?


譬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的“预习提示”说:《论语》“全书分二十章,后人用每篇第一句中的两个字作为篇名……”对此,我们可以“求疵”说:《论语》并非篇篇都用第一句中的“两个字”作为篇名的,其中的第五篇和第十五篇就分别冠以“公冶长”和“卫灵公”。


“注释”是阅读的一个“把手”,一根“扶杖”。为了准确而深入地理解作品,有时需要借助注释;同时也不能放弃对“注释”本身的仔细推敲,不能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疵点”的发现和指正。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写道:“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课本对其中“出离愤怒”的注释是:“愤怒到极点,甚至超出愤怒的程度。”“超出愤怒的程度”?有这种说法吗?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状态?鲁迅写这篇文章时,距“三一八”惨案已有两星期,他已痛定思痛,深感“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脱出无比愤怒的精神状态,进入了化愤怒为力量的战斗状态,准备或正在“奋然前行”。试想,如果精神状态“超出愤怒的程度”,也就是大概愤怒到狂乱、狂躁的状态,差不多精神分裂了,怎么能执笔为文呢?怎么能写出这样既充满深挚的感情又不乏冷静的理性思考的纪念文章呢?


对于有些注释的作用,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加以深入、细致的揣摩和利用。课本对《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注释说:“旧时在为父母发丧时,‘孝子’须手持一根‘孝杖’(也叫‘哭丧棒’),以表示悲痛难支。”这一注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知道这一点似乎还不够。读过《阿Q正传》全文的人都知道,假洋鬼子手上拿的并不是真的“哭丧棒”,而是“一支黄漆的棍子”,即手杖,当时也叫文明棍。他家娘子为他辫子被剪的事虽然跳过三回井,但并没有死成。阿Q对假洋鬼子的装腔作势、不伦不类很看不上眼,再加上曾经领教过这根棍子,有过切肤之痛,所以对它十分害怕、厌恶、憎恨。“哭丧棒”的称呼凝结着阿Q鲜明的主观情感和判断。由此想到,有些注释只是提供了理解的基础,我们应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思考,深化理解,体会蕴含其中的特定的意义和情感倾向。


“吹毛求疵”应与人为善,应确有其“疵”,而不是无中生有,栽赃诬陷。“吹毛求疵”需胆识兼具,仅拿“识”来说,要想求得“疵”并加以准确、深入地解说,就非有相应的学识莫办。除了胆识之外,还须有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态度。


 

“谈天”的艺术

 


“谈天”的艺术


朱昌元


 


对“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人们往往视为套话空话废话,其实并不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它也能表现出谈话者的某种特定的心境情态。因而,不少名家不但不避忌,反而有意借重它来刻画人物,或敷演情节,或描摹心理,或抒发感情。


《两个朋友》是莫泊桑脍炙人口的短篇名作,它歌颂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高尚精神。战前,钟表匠莫里索和杂货商索瓦什每个星期天都要到玛朗特岛去钓鱼,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生活的乐趣,两人在垂钓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巴黎被围后,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两个朋友又在街上不期而遇。“索瓦什先生叹了口气,嘟哝着说:‘起了多大的变化呀!’莫里索也感慨地说:‘多好的天气哟!今天,还是今年第一次遇到的好天气。’”作者让两个朋友重逢时不说别的,而是谈论天气,有着特定的用意,有着深厚的艺术表现力,它既契合人物的兴趣爱好,又含蓄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情感,这就是对友情的珍惜,对宁静的海边垂钓生活的追忆,其中渗透着热爱生活、向往和平的高尚情感。


无独有偶,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也有谈论天气的对话。狂人的幻觉中出现了一个相貌“不很看得清楚”的年青人,狂人就迎上前去,主动出击,不断地追问:“吃人的事,对么?”“对么?”“对么?”开始年青人尚能搪塞,后来就招架不住了,只得说:“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然而,狂人丝毫不受影响,穷追猛打,说道:“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在狂人的连连进逼下,年青人理屈词穷,步步败退,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企图以谈论天气来引开话题,转移狂人的注意力,以便金蝉脱壳。这一描写充分显示了封建吃人礼教的卫道者“年轻人”虚弱而又狡猾的本性,衬托出狂人不受诱骗、穷追不舍的机智和勇敢。“狂人”其实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叛徒”,之所以被称作“狂人”一如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贾宝玉被视作“草莽”、“愚顽”。


《两个朋友》和《狂人日记》中的谈“天”都是人物对话,而辛弃疾《采桑子》中的谈“天”则是作者独白:“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却道‘天凉好个秋’!”,貌似洒脱轻松,实则沉痛愤懑,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辛弃疾壮怀激烈,复国心切,然而屡遭谗毁,不被信任和重用,满腔悲愤无处诉说也不想诉说,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和时代的悲剧啊!在这里,称道秋凉比直抒胸臆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更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上面所举的三个例子看似闲笔,毫不经意,实则匠心暗寓,意味深长。同时上述例子昭示我们:即使如被人们斥为套话空话废话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只要运用得当,也能“化腐朽为神奇”,焕发出不可忽视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