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灶•祝福•祭祖

送灶·祝福·祭祖


朱昌元


 


鲁迅当然经过许多年节,但他并不喜欢过年的种种习俗,早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他就认为它们既“烦琐”又“古怪”,令人“觉得非常麻烦”,甚至觉得是一种“磨难”。在1934年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也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鲁迅不熟悉年节的风土人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排斥,实际上他不但不排斥,反而 “喜欢”把种种过年习俗摄入作品,用以渲染特定的社会环境氛围,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现主旨服务。


《祝福》的开头具体描写了燃放爆竹的“闪光”、“钝响”以及“幽微的火药香”,从视觉、听觉和嗅觉多方面突出了“我”回到鲁镇后对年俗的强烈感受。这是农历十二月廿三(或廿四)“送灶”的仪式。所谓“灶”,就是“灶神”,鲁迅的故乡叫“灶司菩萨”。它的特殊的使命就是神像旁边对联所写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为了使它在玉皇大帝面前不说坏话,“聪明”的人们便用对付活人的办法,让它“吃了人家的嘴短”,不说坏话。鲁迅在诗歌《庚子送灶即事》中提到的祭品是“只鸡胶牙糖”。为什么要用“胶牙糖”呢?鲁迅解释说:“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送灶日漫笔》)


“祝福”是在此后的几天即农历122529之间拣择吉日举行的。那么,鲁四老爷家是在什么时候祝福的呢?根据作品交代,“我”是在送灶日(廿三或廿四日)的夜里回到鲁镇的,第三天傍晚听说祥林嫂死了,当天晚上五更将近时候,“我”被四叔家祝福的爆竹声惊醒,可见鲁四老爷家的祝福是在廿七或廿八的五更。祝福是“鲁镇的年终大典”,因而福礼特别丰盛,“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这些福礼煮好后怎么摆呢?原来鸡鹅要跪着,肉要一大方,皮朝上,猪头的嘴要朝上。一般每盘福礼要整齐地插上六支红筷,用鸡鹅的肠牢牢地盘扎起来,因为掉下来是不吉利的。


祝福大典神圣肃穆,有诸多禁忌,如不能发出碰碗、碰桌的声音,更不能洒出酒、打破碗。遇到人死了,最好不提,万不得已,则应说“老了”、“过世了”、“归天了”。鲁四老爷对祥林嫂死得“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的厌恶,既是礼俗使然,更是冷酷、虚伪的灵魂的曝光。像祥林嫂这种孤苦无依又被认为“不干不净”的寡妇,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连死的时刻都受到禁忌,惹人烦厌,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些什么心肠的人?


《祝福》和《故乡》还分别写到冬至祭祖和正月祭祖,后者的排场当然要气派得多。像“我家那样的大宗族,每房每家负责祭祖“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祖宗画像前考究的祭器上就供满了祭品,参拜的子孙络绎不绝,直到正月十八才收场。所以,祭祖期间须雇一个“忙月”,一个“忙月”还忙不过来,只好叫闰土来看管祭器,使“我”和少年闰土得以相见相识,结下了纯洁、深厚的少年情谊。


相比之下,祥林嫂下无子孙,上无祖宗(从礼教的意义上说她已出嫁,而且嫁过两次,最后被贺老六的哥哥也即祥林扫的“大伯”赶了出来,也已不再属贺家),无灶君可送,无祖宗好祭,成了一个无所归属无所归依的人,所以时届年底,就分外地感到“寂寞”、“痛苦”,最后悲凉地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鲁迅虽然厌恶过年,但在1934年的春节“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过年》)这是鲁迅对自己反文化“围剿”胜利的欢庆,也是对迫害民主人士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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